秋菊打官司,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完美融合

《秋菊打官司》以崭新的拍摄风格为张艺谋赢得了第四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张艺谋一部迥异于前的片子,他抛弃了从前为他带来荣誉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充满形式主义感的构图造型,抛弃了工整精巧的摄影手法,也抛弃了他已经技法纯熟的传奇式的故事,将视点对准了陕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农妇。没有无形的封建家族的枷锁也没有表面平静下的你争我夺,故事就是故事本身。他使用偷拍,肩扛摄影,实景拍摄等仿记录片拍摄手法拍出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的背后张艺谋仍然揉进了他所擅长的形式主义的因素。在看似不事雕琢的画面下,蕴含了张艺谋独到的导演构思。
秋菊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她的男人被村长踢到了要命的地方,伤的倒不算重,可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是村长,就能随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她挺着大肚子,先后跑到了乡上,县城和市里,不为别的,只为讨个说法。一个从未进过城的农村妇女,连坐三轮车都会被人骗,却结识了市公安局的局长,并且最终赢得了自己的胜利,虽然这个所谓的胜利,是以尴尬和毫不被期待的形式到来的。
当年明月在形容万历年间的忠臣杨炼时曾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纯粹。而纯粹和执著的不同就是,执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秋菊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她属于一根筋。而后来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又出现在《一个也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成为张艺谋创作中一个明显的脉络。
威尼斯网址开户网站,影片的开始是一个将近两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熙攘的市集上无数行人从镜头上匆匆的走过,大景深,杂乱的背景使观众难以分辨谁将成为影片的叙事主体。穿着红棉袄系着绿头巾的秋菊从景深处走至镜头前,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便是秋菊和丈夫以及妹妹张望着走在街上的中景镜头,至此影片主人公正式被观众所承认,取得了自己的叙事地位。
在评论《小武》时,法国著名评论家夏尔戴松曾经这样说过“当小武在县城里闲逛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环境间的亲近感。这得归功于影片的摄影,在镜头前熙攘往的群众演员自行其事,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正在拍摄他们的摄影机的存在,这就如同卢米埃尔影片里中的人群那样,也跟雷诺阿拍摄布杜在塞纳河畔散步时所采用的方式一样--故事跟随着这些人群一起展开,甚至使人感到即使没有这个故事生活也仍在继续”。我觉得这个评价,本片的开头也同样当之无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艺谋以这个新颖而大胆的长镜头奠定了整部片子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但是所有的风格,无不都是为了内容服务,张艺谋是一个高超的视听语言大师,他擅长利用造型,布景等一切因素体现影片的主旨。绿头巾红棉袄,我们不难发现,除去在商场买的那件竖条纹西服,在整部影片中,秋菊的衣着都是红色棉袄。红色是张艺谋非常偏爱的一种颜色,它象征了热烈和执拗,正如影片中秋菊的性格。同样,影片中秋菊家庭背景的设置同样非常耐人寻味——秋菊家是种辣子的,她们家屋檐下挂满了鲜艳耀眼的红辣椒,而秋菊几次去县城去市区的资金也都是通过卖辣椒而获得的,这不禁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而秋菊家挂满辣椒的屋子也成为一个绝佳的环境造型,它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张艺谋对于表现民俗的爱好。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个场景,在秋菊第一次卖辣椒前,张艺谋用了四个镜头描绘了收购辣椒的小贩碾辣椒粉的情形。两个把辣椒轧成粉的特写接全景,之后是数个铁碾一起轧粉的特写。这四个镜头在叙事上并不承担作用,但是在烘托影片气氛上,则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些类似于《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点灯仪式,给人视觉刺激,但是又没有承担《大》里过于厚重的象征意义。
《秋》之所以因新颖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评论界所称道,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其使用了偷拍的拍摄方法。而在最多使用偷拍的场景——市集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张艺谋的个人偏好,色彩鲜艳的花布,大红色的年画,以及各式各样的港台明星的海报,画着寿星福星的挂画,热闹而且世俗。一方面它非常好的展现了农村集市的环境,交代了时间(我们在背景中可以看到杰克和露丝的拥吻的贴画,泰坦尼克的海报在其后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也可以见到),另一方面非常完美的贴合了影片的气氛。虽然拍摄看似粗糙随意,手提摄影,不时有人头从镜头前面晃过去,张艺谋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做是构思精巧的现实主义,是经过修饰的现实主义。
《秋》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段落,有一段是秋菊的公公去给李公安还点心,派出所里坐满了等待领取结婚证的小夫妇。其中有一对正在接受询问,等待最终的确认。公安问“头一回在哪见的面”,小伙子咬着笑点头。公安又问“头一回你们俩就看上对象啦?”小伙子扭捏了一会终于说了是,接着捂着嘴笑起来。这种段落同样不承担叙事的作用,但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比起摄影上的诸多手法和技巧,这些充满生活精髓的闪光之处反而能更好的体现现实主义的主旨。
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不动声色的将写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起来,拍出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此时的张充满了灵气,如同一再被强调的,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如同北京电影学院某年的导演试题,熟练的掌握视听语言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但始终不是全部。张艺谋的后面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形式上的极致掩盖不了内容上的重大缺陷。而因此,《秋菊打官司》更显得弥足珍贵。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围绕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

一次民告官的“普法教育”

虽然整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秋菊要讨一个说法展开,但是整个影片中秋菊讨说法的唯一依靠便是向上面反映,也就是依靠法律。为了使得这个依靠具有实在性,导演张艺谋借用了一个社会背景——20世纪90年达我国颁布的行政诉述法。也就是市里住店的老头说的“刚出来行政诉述法,需要一个案例,所以官司一定会赢”,当然法律不会说“需要一个案例”就让你赢。在边远落后的贫瘠山区里,一个毫无法律意识的妇女,花费了整个冬天,一次次进城,还没过年就快把自家的辣子卖完了,不顾亲人、邻里的劝阻,最终打赢官司,讨了个说法,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典型的民告官的“普法教育”。影片获得1992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特别荣誉奖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一次向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

在封建观念严重、封闭落后的乡村里,妇女在家庭中担负的主要责任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是影片中的秋菊却依赖法律的权利四处奔波讨说法,这与张艺谋之前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女性成为一种欲望化的对象,在父权制度下人性的扭曲与压抑相比有极大的区别,《秋菊打官司》中,秋菊
不仅勇于反抗不公平,而且还赢了。与秋菊作对比的是村长王善堂的妻子:吃苦耐劳,甘于承受丈夫的控制。当然作为第五代导演的翘楚,张艺谋并没有放弃对民族和文化的探索使命,只不过这种由之前的显性揭示转变为一种隐性的批判,这种批判隐含于缜密完整的现代化民告官的故事情节中。

一次个人纪实风格中的创举

众所周知,张艺谋所擅长的是寓言化的叙事方式,无论是在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中担任摄影,还是自己后来独立执导的《红高粱》,张艺谋都极其推崇大块写意,像《红高粱》那颂扬生命的野合,《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人性扭曲此起彼伏的捶脚声都是张艺谋极富寓言化的风格。然而,在《秋菊打官司》中,是客观中立的定镜头、平视角度,整个影片中,你可以发现使用的都是画面封闭性构图的远景、全景,只有在结尾处采用巩俐的近景定格报幕(此处意味,个人觉得应该是秋菊虽然在法理上赢了,但是也欠村
长的情),而没有采用限制观众注意力的中景、近景和特写的镜头,强化纪实风格。

此外,为了达到展现当地风情原汁原味的效果,张艺谋甚至采用有组织拍摄和偷拍相结合的摄影方式,甚至在影片公映后因为偷拍引来官司,如县城街道上卖棉花糖的两秒钟镜头,当事人事后两度上诉要求索赔。

在声画结合上,当秋菊每次决定去讨说法时,便会响起有唢呐的“走嘞”民族音乐。这一画外音形式的手法是借鉴美国经典西部片《黄金三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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